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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工程师之死:女人比男人拜金是个伪命题

发布时间:2020-06-15 15:27 访问次数:720

从中国创业工程师之死,细看社会里女性被套上的「拜金议题」,期待女权主义的实践带来更平等的婚姻、多元化生活模式,让两性跳脱社会框架成长。

Wephone 创始人苏享茂之死引发了网友热议,根据苏享茂跳楼前的自述和后续报导,他的自杀与前妻翟某有关。苏与翟某在相亲网站认识后,迅速谈婚论嫁,先后给对方买房、买车、买各种奢侈品、转账,花了上千万,然而两人的婚姻并不圆满,很快出现裂痕。他想离婚,对方却开出一千万的高价赔偿要求,并威胁他要举报其公司偷税漏税、灰色经营,让他破产进监狱。在高压之下,苏享茂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离婚协议,随后万念俱灰,跳楼自杀。

事件公开后,苏享茂的哥哥和朋友在微博上发声控诉女方,称其涉嫌团伙作案、有意诈骗,这些控诉获得大量网友的共鸣,他们纷纷谴责女方是个「吸血鬼」,呼吁有关机构将其绳之以法。目前苏享茂的家属已报警,案件正在调查中。

中国工程师之死:女人比男人拜金是个伪命题

中国工程师之死:女人比男人拜金是个伪命题

几天后,又有媒体爆出,据女方翟某的研究生同学确认,翟某确实是北京某重点大学硕士毕业,并且成绩优异,家境优渥。

「拜金女遭骂」,拜金男去哪?

许多网友对此事义愤填膺,将它定性为一个老实人被拜金女害死的活範本。甚至有人将其跟王宝强的妻子马蓉出轨一事相提并论,创造了一个新成语「欣欣向蓉」,用于控诉拜金女欺骗老实人,通过婚姻来谋取钱财。(推荐阅读:男人出轨的性双重标準:爱情市场判了中国女性死刑)

这些言论的主要引导者是苏享茂的同学和朋友,在他们的话语体系中,苏享茂被塑造成一个天才程序员、老实码农,由于情商太低被女人所骗,付出了大量金钱乃至生命。这种修辞方式迅速激起中产阶级白领男性的共情,而这些人在当下的网络中可谓中坚力量,从而使得支持甦的舆论迅速扩散开来。

儘管我们的社会依然是一个男权社会,但白领男性在这个时代生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,他们的收入不高,而房价又太高,子女教育的成本也很高,如果再有一个对生活要求太高的妻子,那简直就是人间地狱。

然而这些人在愤怒中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,即苏享茂并不是一个普通程序员、普通白领,而是一位小有成就的创业者。他过的也不是典型中产者的生活,如买别墅、开豪车、送大礼、娶美女,都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。

如果回到苏享茂的创业者身份,我们就不难找到分析此事件的突破口。有人指出,苏享茂的自杀并不是为了婚姻失败,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这个婚姻影响到了他的事业。(推荐阅读:李麦子:我并不是谁的英雄,女权运动只是过自己生活)

他在遗书中这样写道:

显然,他认为自己的公司会因此关闭,而他不能承受这样的结果,他宁愿花高价来结束这段婚姻,目的就是要保住这个公司,保住他的事业。

中国工程师之死:女人比男人拜金是个伪命题

男人们往往误以为只要事业成功,婚恋问题不难解决,毕竟前人说过「书中自有颜如玉」。但实际上事业与婚姻的成功是需要很多相互贯通的能力的,如情商,它包括自我意识、控制情绪、自我激励、认知他人情绪和处理相互关係的能力。 

在这个极端案例中,舆论聚焦于攻击女性拜金,认为一切悲剧的源头都在于女人太爱钱。那幺,男人和女人之间到底谁更爱钱?从创业者的角度而言,男人显然更爱钱,他们的创业目标大多更单纯,就是要赚钱,藉此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。

同时却有不少研究说明,女性创业者的创业动机有更明显的社会导向,如希望企业能促进社会进步、促进性别平等,对于权力和个人经济利益的考虑相对少一些。而一般职业中,男性也往往更看重收入问题,这跟社会文化对男性角色的期待(养家者)有关,苏享茂大概也不例外。

中国工程师之死:女人比男人拜金是个伪命题
人们对于成功男人的衡量标準逃不脱权势和多金,但为何鲜少有人指责男性权力欲爆棚和拜金?

在婚恋中,两性表现又如何呢,女人从婚姻中获得了更多经济利益吗?有关数据对此也不支持。诚然,许多婚姻中丈夫比妻子的收入更高,但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经济收入的性别差距所致。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《2016 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》显示,我国女性的收入仅为男性的 64.9%。这种情况下,女性找配偶时更多关注对方的经济能力,主要是因为生活压力大,要建立稳定的家庭、给孩子良好的教育,这些都需要经济能力的支撑。

许多调查研究均证明,女性在家庭中的付出更多。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(OECD)发布的 2014 年「社会制度与性别指数」发现:妇女用于无酬劳动的时间是男性的三倍,这里无酬劳动主要是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。(推荐阅读:月薪娇妻,家务工作这幺累为何没钱拿?)

女人在家庭中的付出降低了她们的职场表现,加上职场本来的性别偏见和歧视,女性的事业在婚后尤其生育后大多停滞,有的甚至因此退出职场。从表面上看,丈夫对家庭付出的金钱更多,但女性在家庭中的付出不被看到,这是不公平的。

警惕婚恋模式中的性别角色陷阱

如上所述,在职场(包括创业)中,男性比女性更看重经济利益(即拜金),在家庭中,女性也并没有获得更多经济利益。所以从整体而言,女性比男性更拜金、更爱钱是个伪命题,事实上无论在职场还是家庭中,女性的经济利益都经常被忽略,这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真问题,即如何帮助女性摆脱这种不利的处境,使得她们在经济上不再依赖于男性,获得更多的独立自主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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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,我们并不否定在一些极端个案中,婚恋中的男性也会被女性欺骗,因此损失大量钱财,甚至生命,在这个明显对他们更有利的社会体制中遭遇反噬。我们来分析下这样的事情是如何发生的,它利用了什幺样的社会文化和心理机制?显然,通过婚恋来骗钱并非女性专利,很多女性在婚恋市场中也被男性骗财。这些事件因为性别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,但它们大多有个共同点,即都利用了传统的婚恋观以及传统婚恋模式中的性别角色定位。

首先来看传统婚恋观的影响。许多人认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,对自身的婚恋对象选择存在强烈的年龄危机和焦虑感。被这种焦虑支配者,在遇到看似符合主流标準的结婚对象时就彷佛抓住了救命稻草,害怕错过之后再找不到,有一种患得患失的心态。

其次是受困传统性别角色,相信男主外、女主内,男人要赚钱,女人要经营家庭(包括情感、育儿)。于是男性用来欺骗女性的方式,大多是称要发展事业,需要女方支持;而女性用来欺骗男性的方式,则主要基于「郎财女貌」的传统婚姻观,通过彩礼、聘金等风俗,或者被奉为恋爱法则的观念,如男人要为自己心爱的女人花钱等。(推荐阅读:持家、假高潮、微笑服务:情感劳动不是女人的天赋)

在这个事件中,苏享茂获得了众人的同情,而翟某却成为众矢之的。究其主要原因,就在于苏享茂的行为完全符合(甚至可以说超出了)人们对传统婚恋模式中男性角色的期待和想像 ——他一掷千金、出手大方,很好地履行了男性在婚恋中的「责任」。而翟欣欣却没有回报给他一个温馨的家庭,没有扮演好一个贤妻良母的角色,所以她一定是个心怀叵测的诈骗犯,否则为什幺这幺好的丈夫都不肯珍惜,而非要置对方于死地呢?

而这件事的弔诡之处就在于,人们的愤怒根源实则正是「骗局」得以频频成功的基础所在。我们要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,就得从根本上破除这种对婚恋模式的错误认知。

比如如果苏享茂能认识到,恋爱婚姻中两人关係是平等的,婚恋关係不应建立在财色交易上,也不仅仅建立在学历、个人背景上,双方最好有共同的价值观,共同的兴趣爱好,充分了解之后再结婚。比如西方发达国家中,许多人是同居多年、甚至生了孩子才结婚,这样就大大减少了被欺骗的可能性。

中国工程师之死:女人比男人拜金是个伪命题

当然,双方在各方面包括兴趣爱好上都相对一致,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婚姻状态,现实中往往做不到。男财女貌的婚姻并非完全不可行,只要双方基本满意,符合自己的预期,想清楚后果,也可以结婚,但这应该在理性的基础上来操作,比如通过法律来保障个人的权益,结婚时双方对财产进行约定,包括婚前财产、婚后财产的处理等,就可以尽量避免自己的利益遭受损失。

走出「围城」,在婚姻中实现个人成长

近几十年来,中国和西方的婚姻观念都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。有研究者指出,美国婚姻模式变迁大致是这样:

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,美国的婚姻主要是制度化婚姻,通过婚姻给人提供性交和繁衍后代的机会;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,婚姻逐渐演变成一种相互陪伴的关係,但两性角色仍主要是男人赚钱、女人顾家的模式;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,「陪伴式」婚姻在美国逐渐失去主导地位,个人化婚姻开始出现,人们更多地关注自己在婚姻中的个人成长,不再为家庭而奉献。

中国工程师之死:女人比男人拜金是个伪命题

从国内现状来看,我们处于制度化婚姻和陪伴式婚姻并存的阶段。在那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,制度化婚姻更常见,双方结婚是组成共同体,合作生育后代,解决性需求;而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,更多是陪伴式婚姻,在考虑性和生殖需求的基础上,强调彼此间的情感。

苏享茂这段短暂的婚姻,在他的个人期待中大概是制度化和陪伴式婚姻的结合,这也是大多数新旧思想并存的当代人的选择。他们希望找到年轻貌美的妻子,愿意将自己的财产与对方共享,但往往忽略了一个常识,即经济付出通常只能增进对生活的满意度,而不能提升彼此感情的浓度。

在当下的中国,个人化婚姻比较少见,但这是许多青年女权者倡导的婚姻模式。她们希望通过婚姻来使得自己进一步成长,而不是将自己局限在这段婚姻之中。如果做不到这点就宁可不结婚,单身也可以快乐地生活。(推荐阅读:莎冈式的爱情,让自己幸福是唯一的道德)

许多人经常追问女权主义对男性有何意义,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答案,即女权主义的实现会带来更多的平等婚姻、个人化婚姻以及多元化生活模式,让其中的女性、男性都获得成长,而不是跌入某个陷阱,遭受意外的损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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